从《乡土中国》看中国

费孝通教授的大名，即便是我这个财政学的学生也略有耳闻，在鼎新偶然看到这本书，花了两天读了一遍，虽然是囫囵吞枣，也感觉大受启发，分享一些我印象较深的书中观点与我自己的一些拙见。

乡村社会是礼俗社会，是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涂尔干所说的“有机的团结”，区别于因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机械的团结”。
乡土社会，不识字或者不了解现代社会的一些规矩，所谓的一些工业化社会的常识，并不是他们“落后”，而是他们生在熟人社会，相处起来并不需要因为陌生人社会需要的各种规矩，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信用逻辑构建社会，同样，农业生活也并不需要工业社会的常识，他们只需要依照农业常识和气候等祖辈的经验——这也是所谓的现代人工业化的人所没有的，因此不能说农民愚钝或有任何优越感来看待。
所谓文字语法等表象，虽方便人普通表达，但是我们的表达也被限制在文字之中，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
乡村社会是“差序格局”，人各亲其亲，亲疏有别，从自己推出去富有伸缩性，并不是利己主义，也不是“团体格局”中各负义务各担责任，而是自我主义，与鼎新六楼的《礼记·大学》颇为相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推出。因此在中国“人人并非平等”，每个人因为亲疏和利益将私人关系摆在不同的地位，我们的道德与法律的评价也因人的不同加以不同程度的伸缩（我个人认为这一点并不仅限于乡村社会）。
乡土中国的家族家庭，是一个单元，该单元中男女各负义务各担责任，家庭中有家法，家族中有规矩，有事业社群的特色。中国的“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导致大部分乡村社会中有情有义有说有笑的是发生在“同年龄同性集团中”（这一点在我个人的乡村社会经历中可以证明）。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而中国两性并不求同，大部分时候就算二者结合也不做求同的努力，导致了男性与女性的隔阂，就算婚后也是如此。而如 3 所说，我们的表达和感情被规范在文字文化之中，为了秩序的维持，所以一切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因此乡村社会的很稳定，同时也很传统。
乡土社会绝非“法治”也绝非“人治”，而是“礼治”，“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通常这一情况下，利用法律的人往往是礼治下评价较低的人，会引发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
权利表现在上下之间，关系表现有上对下的“横暴权利”与下对上的“同意权利”，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皇权，表面似乎是“横暴权利”，而在乡土社会人民实际生活是“同意权利”，其在底层是微弱的挂名式的无为的。而在乡土社会，还有两个权利形式，是“教化权利”与“时势权利”，前者发生在稳定运行的乡土秩序中，后者则发生在变革时期，前者的表现是以“差序格局”为逻辑，以“长老统治”为表现，后者则是以变迁中的效用为依仗，因此越是非常的局面，越能有这样的提出有效办法的英雄，所谓“乱世出英雄”，而权利也在其中酝酿抬头。
农业社会支撑起了专制皇权，王朝灭亡与兴盛的周期律，我对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深感认同：农业的边际增长十分有限，在一块土地上的收入十分有限，但是同时农业人口是农业农村最大的资本，农民天然有动力增殖人力资本，但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越来越少的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朝开始时总是繁盛兴旺，后期总是江河日下，而中兴也大都是发生在内乱之后（安史之乱）等等，因为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农业收入又有一定最基本量，因此导致了这一周期律。
乡土社会是“欲望”组成并结合的，其中又以“礼治”“规矩”加以规范以保证秩序的稳定延续，因此乡土社会并不适用于“计划”，而是“经验”，计划是工业时代的产物。
人是“神兽之间”产物，可以用三层结构来说明人的心理构成：一是 id（生物性的冲动），二是 ego（自己），三是 super-ego（超已）。id 就是兽性，ego 是个两面派，即一面要克已复礼地做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人，一面又是满身难受地想越狱当逃犯。super-ego 就是顶在头上，不得不服从的社会规定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