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这次读书隔了这么些天,原因有三,一是参加运动、娱乐耽误了大部分白天时间;二是鼎新六楼图书馆下午四点闭馆太早,只有三四小时来读书,中间还要睡一两个小时,读书时间变少了;三是基辛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本巨著的字数实在有些多。
本身选择看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了解那个年代的中国,外交的事情并不在我的主要关注点上,但是意外地从一个传统美国政治精英的视角来看中国,跳脱了自身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来到一个局外之人的身边来观察,看完这本书之后,也逐渐理解了中国和美国的分分合合,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友情与博弈,更明白了中国对外态度几经转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以下: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治疆目标是离间驯服周边国家,而不是直接占领。
中国人讲求实际,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对待征服者的态度上。当异族君主赢得战争时,中国的官僚阶层会随之归顺,同时又游说征服者,他们刚刚征服的中国疆土幅员辽阔,文化独特,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中国的语言和现有的中国官僚机构来统治。征服者一代代逐渐被同化到他们当初试图控制的秩序中。最终,他们的老家,即发动侵略的起始点,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征服者自己开始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征服者反被征服。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
裙带关系一直是注重家庭的中华文化特有的问题。在乱世,华人靠家庭支撑。在所有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还是新加坡,最终的依赖是家人,而决定家人是否可以分一杯羹的是家庭标准,与抽象的市场力量无关。
市场本身也造成人们的不满。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会使人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但竞争的本质就是有人赢有人输。在市场经济早期,赢者常常会一夜暴富,输者则容易把自己的失意归咎于“制度”而不是自身的不足——他们经常是对的。
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那么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一则金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毛泽东
我们选择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是革命者,必须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能力。我说过,十二大不仅表现了新政策的继续,而且为新政策的继续提供了保证。人事安排也确保了政策的继续。
——邓小平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邓小平
后记
在看完这本书几天后,我们的老朋友基辛格教授,就病逝了,100 岁的年龄,虽是高寿,也足以让中国人民惋惜,可以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很有共产主义精神和国际人道主义,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朋友,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相信中国美国需要走向和平共处并最终一定会走向和平共处的结局,他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却站在脱离了国籍的狭隘视角来看待中美问题,基于两个文明之间的利益最大化来制定战略和追求未来,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值得中国人民深切怀念悼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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